飲酒對于人類而言一直是存在著悖論：醉酒的危害早已無須贅述，但幾乎所有人類文明都無法抵御酒精的誘惑，歷史上不同時期的“禁酒令”也從未成功過。我們在抱怨酒精危害的同時，卻無法解釋人類社會為什么離不開酒精。

加拿大漢學家森舸瀾在《我們為什么愛喝酒》中打破學科邊界，融匯演化生物學、神經科學、人類學、考古學、文學研究成果指出，人類愛上喝酒絕非偶然或是“惡習”，酒精是人類最早的隨身攜帶的“吐真劑”，它帶來迅速起效但溫和穩定的理性掉線、創造性思維提升，一直是促進人類合作、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關鍵要素。從這個意義上，酒精有助于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挑戰，甚至助推了現代文明的產生。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我們為什么愛喝酒》（有刪節），從酒精協助人們評估交往中的真誠和可信度、喝酒幫助建立社會紐帶，以及為什么商務旅行無法被完全取代等三個角度解釋“我們為什么愛喝酒”的文化成因。

《我們為什么愛喝酒》，作者: （加）森舸瀾，譯者：陶然，潮汐Tides｜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3年4月

化學握手：酒后吐真言

為了享受真誠地樂群的好處，人類必須學會如何信任，但不能不加分辨地信任。這種需求推動了評估他人真誠和可信度的各種能力的發展，包括閱讀面部微表情、語氣和肢體語言。研究表明，我們幾乎在與他人見面后立即評估他人的可信度。

就本書討論的飲酒而言，至關重要的是，在欺騙與反欺騙之間的這場較量中，文化并不是不感興趣的旁觀者。當文化中的個體能夠解決“囚徒困境”和其他合作挑戰時，文化就會受益，因此他們會更愿意支持反欺騙的一方。他們會瞄準欺騙者的軟肋，即作弊或撒謊需要認知控制。當你說真話或表達真誠的情感時，表現出誠實或真誠很容易，毫不費力；編造謊言或假裝情緒需要付出努力和關注。如果你想讓說謊者更難撒謊，一個有希望的方法是利用這個弱點，下調他們的認知控制。理想情況下，你會希望在任何可能存在欺騙的重要社交場合都這么做，而且要做得渾然天成不動聲色。不允許使用經顱磁鐵。如果你能以一種真正令人愉快的方式做到這一點，并且還能讓人們快樂并更專注于他們周圍的人，效果加分。

……

你明白我要說什么了。我在這里花了很多時間討論承諾和識別欺騙者的演化動力學，因為偽君子、虛假朋友所帶來的威脅對任何社區來說都是攸關生死的大事。這就是為什么幫助揭開偽裝者的面紗，從而鞏固人際信任，是麻醉品在人類文明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無論是在古希臘、古代中國、中世紀歐洲，還是史前太平洋島嶼等不同的社會，沒有哪個地方彼此可能心懷敵意的個體聚集在一起卻不需要數量驚人的麻醉品的。

最近發現的一部可追溯到公元前3—4世紀的中國古文本，其中包含了如下令人回味的斷語：“國與國之間的和諧，是通過飲酒來實現的。”在古代中國，如果參與者沒有首先自愿飲用幾杯精心測定的酒精來損害他們的大腦，就不會達成任何政治協議。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指出，在德國的野蠻部落中，每一個政治或軍事決策都必須經過醉酒的公共輿論的考驗：

在宴會上，他們通常就仇敵和解、婚姻結盟、酋長推選、甚至是主戰主和進行協商，因為他們認為，沒有其他任何時候比酒后的思想更開放了，人們更渴望目標的簡單性，對于崇高的追求更加熱情。一個先天或后天都不懂狡猾的種族，在節日的自由氣氛中透露他們隱藏的想法。因此，當所有人的情緒都呈現出來之后，第二天的討論重新開始了……當他們沒法掩飾時，他們會慎重考慮；當不可能再犯錯時，問題就得到了解決。

盡管塔西佗傲慢地將這種使用酒精達到真相的做法斥為原始、野蠻，但古羅馬人和希臘人卻無不嚴重依賴這些功能。的確，醉酒揭示“真實”自我的想法雖然古老而普遍，但也許最著名的是拉丁語invinoveritas表達的，“酒后吐真言”。誠實和醉酒之間的這種感知聯系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人，對他們來說，“酒與真理”的結合是不言而喻的。“不恰當的清醒被認為是高度可疑的，”伊恩·蓋特利指出，“有些技能，比如演講，只能在喝醉的時候才能鍛煉。清醒的人是冷酷無情的——他們在說話之前會深思熟慮，并且對自己說的話很小心，因此……并不真正關心他們的主題?！卑乩瓐D的《會飲篇》中的一句話宣稱“酒和兒童揭示真相”——這是非常有說服力的洞察，因為醉酒者受損的PFC和兒童的PFC類似。

由于醉酒的話直接來自內心，因此它們在歷史上比來自狡猾、控制和計算的自我的交流更受重視。在古希臘，酒后的誓言被認為是特別神圣、可靠和有力的。維京人同樣對從神圣的“承諾杯”飲下（大量的）酒后許下的誓言給予了一種近乎神奇的崇敬。在伊麗莎白時代和斯圖亞特的英格蘭，公開聲明是受到懷疑的，除非它們伴著祝酒。

關于酒精揭露真相并增強信任的功能，我最喜歡的一個詮釋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它來自電視劇《權力的游戲》。在著名的《紅色婚禮》一集中，兩個敵對氏族顯然已經克服了分歧，同意聯合起來對抗共同的敵人。正如人類慣常做的那樣，這種合作的協議是通過一場酒精浸透、醉醺醺的宴會來慶祝和加強的。在狂歡中，一個仆人開始為波頓勛爵倒更多的酒，波頓勛爵是一個非常狡猾的角色，但他用手捂住了酒杯。當他喝醉的鄰座難以置信地問他為什么不喝酒時，波頓簡潔地回答說：“酒讓我感覺遲鈍?！薄斑@才是重點！”對方愉快地答道。的確，這就是重點。正如任何《權力的游戲》粉絲都知道的那樣，波頓勛爵是一個典型的叛變者，他保持頭腦清醒，這樣他就可以冷酷地謀殺所有醉酒的“朋友”。故事的教訓是：密切注意不敬酒的人。

《權力的游戲》劇照。

酒精是最常用的讓人講真話的科技手段，但頗為值得玩味的是，在沒有酒精的地區，其他麻醉品代替它發揮了相同的功能。最早達到太平洋諸島的歐洲探險家報告說，他們在以卡瓦為中心的宴會上受到歡迎，也在宴會上被評估威脅程度。直到今天，在所有在場的人喝下足夠的卡瓦酒直到興奮之前，斐濟鄉村律師是不會開始審議的。同樣，在北美的林地和平原原住民部落中，敵對的酋長解決爭端，就是通過“凱路穆特” （calumet，或稱“和平煙斗”），后來的好萊塢西部片中對此有所呈現。不過，在這些電影的再創作中，它們明顯遺漏了這些摻有致幻劑的煙霧強烈致人興奮的效果?！傲曀滓幎?，如果一方提供了和平煙斗而且另一方接受了，一同吸煙的行為將使任何約定變得神圣和不可侵犯，”美國宗教歷史學家羅伯特·富勒指出，“人們認為，任何違反這項協約的人都無法逃脫公正的懲罰?！?/p>

事實上，如果沒有酒精，其他化學麻醉品被利用來填補同樣的功能，這一事實是反對任何劫持或殘留理論的有力證據。盡管他們不理解現代神經科學或社會心理學的知識，但古往今來、世界各地的文化都隱隱認識到，清醒、理性、精于算計的個人思想是社會信任的障礙。這就是為什么在重要的社交場合、商務談判和宗教儀式上，醉酒——通常是嚴重的醉酒——是常見的?！对娊洝分械囊皇字袊旁娦Q：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猶太人的普珥節，是為了紀念末底改（Mordecai）戰勝了試圖將猶太人滅種的哈曼，同樣要求慶祝者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他們無法分辨“哈曼被詛咒”和“末底改是有福的”的區別。

就像握手是用來表明我們沒有攜帶武器一樣，集體喝醉使我們能夠在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解除認知武裝。等到中國宴會上酒過十巡，或者希臘會飲的最后一輪葡萄酒，或者普珥節的尾聲，與會者的PFC基本上已經徹底歇菜，完全暴露出自己在認知上毫無防備。當亨利·基辛格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說“我覺得我們如果喝下足夠多的茅臺酒，可以解決任何問題”時，他想到的就是酒的這種社會功能。因此，在幫助人類克服普遍存在于社會生活中的合作困境方面，尤其是在大規模社會中，醉酒發揮了關鍵作用。為了讓團體擺脫懷疑和猜忌，我們狡黠的意識需要暫時癱瘓，而健康劑量的化學麻醉品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快速、最有效、最愉快的方式。

《杯酒人生》劇照。

嘔吐與人際紐帶

社交圍繞信任展開。因此并不奇怪，酒精一直是社會合作與和諧的強有力的象征。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啤酒桶的獨特形狀通常是社會交往的象征。古代中國的儀式集會，無論是為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還是生者與祖先之間的和諧，都是圍繞酒精組織的，儀式用具主要是精致的青銅酒器。在一首古老的頌歌中歡快地宣布“鬼神已醉！”，頌揚祖先的恩惠，以及生者與死者之間建立的和諧。宴會和酒會，在世界各地和整個歷史上，將陌生人聚集在一起，團結了失和的氏族，平息了爭端，并促進了新社會紐帶的建立。例如，我們的現代詞bridal（婚禮的）來自古英語bryde alu或bride ale（直譯為“新娘的麥芽啤酒”），這是新娘和新郎來為他們的婚姻立約，至關重要的是他們家庭之間的新紐帶。

人類學家德懷特·希思（Dwight Heath）是研究酒精社會功能的先驅，他指出，本來孤立的個人在需要相處的場合，無論是港口的水手，剛從樹林里出來的伐木工人，還是沙龍里聚集的牛仔，酒精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聯系功能。世界產業工人聯盟（IWW）是20世紀初的一個工會，它需要解決一個嚴重的公共利益問題：讓不同種族、出自不同行業和背景的相互懷疑的工人擱置他們狹隘的個人利益，并在針對資本所有者的高風險集體談判中形成統一戰線。他們依賴大量飲酒，以及音樂和歌唱——依賴的程度之深，反映在他們今天最為人所知的綽號“跌跌撞撞”（Wobblies）中，這很可能是指他們從一個沙龍走到另一個沙龍的樣子。這些高聲歌唱的“跌跌撞撞”的醉漢，座右銘是“對一個人的傷害就是對所有人的傷害”，他們成功地將各行各業多達15萬名工人聚集在一起，并迫使雇主作出了重要的讓步。

在許多文化中，史詩般的飲酒狂歡也用于軍事目的。在中世紀的凱爾特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日耳曼人的部落中，定期舉行的大型酒會有助于把士兵與他們的君主彼此聯系起來，而交換酒精則是忠誠和承諾的有力象征。我們在上面提到，盡管喬治華盛頓趁著黑森軍隊醉酒的時刻擊敗了他們，但他將酒精視為軍隊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敦促國會建立公共釀酒廠，以保持初出茅廬的美國陸軍有足夠的儲備豪飲。1777年，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對一種時髦的——在他看來是危險的——行徑進行了抨擊，那就是有人喝咖啡而不是啤酒：

我注意到我的部下使用咖啡的數量增加了，以及我們國家花了更多的外匯購買咖啡，這令人作嘔。每個人都在喝咖啡，這必須要禁止。我的部下必須喝啤酒。國王陛下是靠啤酒長大的，他的祖先和軍官也是如此。許多戰斗都是靠喝啤酒的士兵打贏的。

其他化學麻醉品也已被用于創造軍隊所需的格外強烈的社會紐帶。一位早期到新大陸的西班牙傳教士指出，一些土著群體在出戰前使用佩奧特掌?！斑@促使他們不顧恐懼、口渴或饑餓而戰斗，”他報告說，“而且他們說它可以保護他們免受一切危險。”北歐傳說中的“狂戰士”（beserkers）的戰斗狂怒很可能是由迷幻藥驅動的，而古代波斯令人恐懼的刺客們的名字來源于他們汲取戰斗精神的麻醉品——哈希什（hashish）大麻。

一個常見的跨文化模式是，飲酒更多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在男人和女人都喝酒的文化中，男人往往喝得更多。生理因素幾乎可以肯定是原因之一。平均而言，男性的體型更大，因此需要比女性更多的酒精才能獲得相同的心理效果。然而，一個更大的因素可能是，在傳統的父權社會中，男性是公共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參與者，面對與潛在敵對的陌生人的合作困境，往往是男性出面。例如，在安第斯山脈的當代土著社會中，人類學家賈斯汀·詹寧斯寫道：“男性與飲酒的關系比女性多。雖然男女都喝酒，但男人與其他男人的關系是通過喝酒來確認的。他能夠保持自己的酒量標志著他是一個男人，并且通過酒精‘確認友誼和協議，承認親屬關系’?！钡聭烟亍はＫ荚谒P于玻利維亞亞馬孫偏遠地區的坎巴人的經典人類學著作里，記載了坎巴男人酗酒的方式，他們經常喝到無意識的程度，以增強他們的社會團結和克服人際沖突。一起嘔吐過的朋友才算是真朋友。

《酒精計劃》劇照。

這就是為什么初來乍到的陌生人通常會受到大量酒水的歡迎。成功地度過一個酗酒的夜晚，也許是在新的社會環境中被接受的最快方法。人類學家威廉·馬德森（William Madsen）在墨西哥農村進行實地考察，拍攝當地宗教儀式的照片時被憤怒的人群圍堵。一群喝醉了龍舌蘭酒的男人，拿著砍刀將他壓在墻上，他之所以能大難不死，多虧了一位長者，也是他一直客居的鄰近村莊里的居民。這位長者宣布：“釋放我們的朋友。他不是一個陌生人。他喝了我們的龍舌蘭酒。”砍刀立刻抬起來了，大家一起坐下來喝龍舌蘭酒。分享酒精擴大了歸屬感和信任的圈子。有一件事情頗值得玩味，在也許是我們現存最古老的法律文件《漢謨拉比法典》里，專門有對酒館老板的酷刑，那就是以死亡逼迫他們交代在酒館里醞釀的陰謀。酒精的深層凝聚力恰恰是有抱負的反叛者或革命者有用的工具。

因此，不與他人分享酒精或拒絕別人的祝酒是一種嚴重的拒絕或敵意行為，甚至可能遭到天譴。詹寧斯報道了一個17世紀早期的神話，講述了一位秘魯神靈以一個貧窮、饑餓的陌生人的身份出現在他們的一個宴會上，以此來測試一個社區的美德。只有一個人注意到了他，并用一杯酒來歡迎他。當神終于現身，對宴會上自私的人群發怒時，只有這個人幸免于難。同樣，不接受提供的酒精通常被視為嚴重的侮辱。例如在早期現代德國，“拒絕團契中提供的酒杯是對榮譽的侮辱，它可能會促使德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人拔劍，有時會帶來致命的后果”。如果在美國邊境酒館里拒絕別人敬的一杯龍舌蘭酒，可能也會帶來同樣可怕的后果。

由于人們普遍相信用酒精建立的信任和紐帶的強度和真誠，拒絕葡萄酒或啤酒確認過的承諾是一種異常強大的背叛?？脊艑W家皮奧特·米哈洛夫斯基（Piotr Michalowski）報告了古代蘇美爾的一個非常令人不快的例子，它被記敘在給一位國王的投訴信中，該國王繼續與一個名叫埃金-阿馬爾（Akin-Am?ar）的人保持聯系：

“埃金-阿馬爾這個人不是我的敵人嗎？他不也是陛下的敵人嗎？為什么他還受到陛下的青睞？有一次，那個人留在國王陛下那里，他從杯子里喝了酒，舉起它（敬禮）。國王陛下將他列入自己的麾下，給他穿好衣服，并給他戴了［禮儀］頭飾。但他食言了，向他喝過的杯子排便。他對陛下懷有敵意！”確實是一個強大的形象。人們無法想象比通過排便象征性地逆轉敬酒更強烈的侮辱。這不過是一個簡便的隱喻，破壞了通過繁文縟節的儀式和半儀式化的禮物交換建立的整個符號系統。

這當然是扭轉敬酒的一種方式。埃金-阿馬爾也許可以通過弄臟他花哨的頭飾來傳達同樣的信息，但真正有力地傳遞的信息是，他針對的是共同飲酒建立起的紐帶。

在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社會中，醉酒不僅有助于在可能懷有敵意的人之間建立聯系，而且還被視為一種集體成年儀式，是對一個人性格的考驗?？刂七M酒的能力意味著更普遍的自律，甚至是更有道德的標志?！墩撜Z》中有一句我非常喜歡，在一篇關于他對吃喝的東西是多么挑剔的長篇敘述的最后，孔子說，“惟酒無量，不及亂”。孔子可以暢飲而不失禮，這是圣人的標志。蘇格拉底同樣受到稱贊，因為他在馬拉松式的飲酒活動中像任何正統的雅典人一樣，盡管參加了比賽，但仍能保持頭腦清醒。柏拉圖寫道：“他會喝他所需要喝的任何數量，并且永遠不會喝醉。”事實上，對于希臘人來說，會飲，一個由控制飲酒節奏的會飲帶頭人主持的飲酒之夜，是“測試人的一種手段——一種靈魂的試金石，與道德缺陷可能導致的其他嚴重傷害的情況相比，喝酒是廉價的，也是無害的”。

漢學家莎拉·馬蒂斯（Sarah Mattice）觀察到，古代中國和古希臘都要求成年人（至少成年男性）一起喝醉，并期望這是他們在有壓力的情境下展示自我克制和美德的機會。在中國古代，“不喝醉往往被視為一種侮辱，但另一方面，一個人也不應該變得草率，因為那樣會影響尊重關系的維持”。至于古希臘的會飲：

在一個清醒的會飲主持人的帶領下——并監督在場人士的性格——公民有機會在自我控制處于最低點的時候，用屈服于快樂的欲望來測試自己。通過喝酒并將羞恥心置于試探的境地，公民可以發展出對不節制行為的抵抗力，從而培養他們的性格。此外，因為……會飲是公民的活動，它也為觀察和測試公民的美德提供了機會。

《離開拉斯維加斯》劇照。

如果參加共同飲酒會削弱你說謊的能力，增加你與他人的聯系感，并提供對你潛在性格的測試，那么不難理解，不喝酒的人難免要受到懷疑了?！帮嬎摺痹诠畔ＥD是辱罵用語。自古以來，在中國傳統宴會上拒絕參與頻繁舉行的敬酒儀式是一種無法想象的粗魯行為，它會立即將你推向文明社會之外。今天，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飲酒與友誼之間仍然有一種密切的聯系。人類學家杰拉爾德·馬爾斯（Gerald Mars）就紐芬蘭一群碼頭工人間的互動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在田野調查初期，我問一群碼頭工人，為什么有人結了婚、年輕、健康、勤奮——在同事身上都是優秀的品質——盡管如此，他還是個局外人，他們給出的答案是他是一個‘孤獨者’。當我詢問這表現在哪里時，我被告知，‘他不喝酒——這就是我所說的孤獨者的意思’”。

在其他一些麻醉品取代酒精的文化中，我們也發現了類似的模式。在斐濟，約翰·謝弗（John Shaver）和理查德·索西斯（Richard Sosis）觀察到，喝卡瓦酒最多的人在社區中獲得了聲望，經常飲酒的人在集體園藝工作中合作最密切。患有卡尼卡尼（kanikani，一種因過度食用卡瓦酒而導致的皮膚病）的男性受到尊重，被視為真正的“村莊男人”，大家信任他們會支持村莊價值觀并符合社會期望。兩位人類學家認為，這些人由于卡瓦酒的聲望而獲得的社會和繁衍利益必須超過更明顯的生理成本，要知道，這些成本是相當可觀的。相反，抑制飲酒或完全避開卡瓦儀式的男人會受到懷疑，并被排斥在許多公共活動之外。

古典學家羅賓·奧斯本（Robin Osborne）對古希臘會飲的思考很好地總結了醉酒的社會功能：

醉酒不僅僅是給了自我快樂從而需要別人容忍的東西。醉酒也揭示了真實的個體，并團結了群體。醉酒的人……正視他們如何安排世界，以及他們在那個世界中屬于哪里；那些會戰斗和死亡的人，通過敢于讓葡萄酒揭示他們是誰以及他們所珍視的東西，共同建立了對彼此的信任。

正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下，我們可以理解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對看起來毫不起眼的蘋果在早期美國社會中的作用的評論：“如果土地只生產有用的玉米和馬鈴薯，并且打壓這種觀賞性和社會性的水果，人類將更加孤獨，更少朋友，更少支持。”蘋果花提供了美、蘋果酒和蘋果烈酒。除了古板的玉米和土豆的明顯用途，愛默生還發現了一種更微妙的美和陶醉功能，對于我們這些社會性的猿類來說，這與面包和土豆同樣重要。

柏拉圖的《會飲》（Anselm Feuerbach, 1873）。

為什么視頻會議沒有

完全替代商務旅行

1889年，儒勒·凡爾納預測，“留聲傳真電報”——本質上是一種專用的視頻會議設備，他認為到2889年（！）將變得司空見慣——商務旅行將因此過時。我們不必等上1000年。

1968年，隨著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推出“可視電話”，視頻會議成為一項真正的技術。21世紀頭十年的中期，Skype和其他視頻會議技術的出現，把留聲傳真電報帶入了每個有互聯網連接的家庭。遠程電話會議能力的每一次進步，都伴隨著對商務旅行消亡的新預測。然而事實是，至少在2020年全球新冠大流行之前，商務旅行一直在穩步增加，并無減少。考慮到旅行的費用、麻煩和生理代價（尤其是跨越不同時區時），這確實令人費解。當你只需致電或Zoom時，為什么要從紐約飛往上海與潛在的商業伙伴會面？

我認為，商務旅行之謎與我們為什么喜歡喝醉的謎題根本上是一體的。除非我們認識到它們都是對合作的潛在問題的回應，否則這兩者都沒有實際意義。對于簡單和低風險的遠程交易，比如在網上買一本書或一件毛衣，如果我的交易對手證明不值得信賴，我很樂意訴諸eBay或亞馬遜的仲裁機制。不過，如果我與上海的一家公司進行長期、復雜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管理混亂、偷工減料、背后捅刀子或簡單的欺詐，其影響會放大上千倍，我需要知道跟我打交道的人是值得信賴的。是的，我們會簽合同。但是，即使是最全面的明確協議，仍然會有未盡的事宜，允許不同的解釋。對于任何比一次性購買紐扣或拉鏈更復雜的事情，我都想知道我和誰在合作。

為評估新的潛在合作者的可信度，人類發明的最有效的機制之一是漫長的醉酒宴會。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從古代中國到古希臘再到大洋洲，沒有大量的化學麻醉品就沒有談判，也不會簽署任何條約。在現代，我們可以使用所有遠程通信技術，真正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在我們能夠放心自在地在虛線上簽署我們的名字之前，我們需要一次良好的、老派的、面對面的飲酒宴會。

《春宵苦短，少女前進吧！》劇照。

這不是一個愚蠢的愿望：正如我們所看到的，PFC受損的人更值得信賴。我們已經討論了下降的PFC功能如何使一個人更難撒謊。也許令人驚訝的是，它對謊言探測有相反的影響。實際上當我們專注于評估陳述的真誠性時，我們更難給出準確的結果。當我們因為其他刺激分心時——例如，試圖引起調酒師的注意或品嘗開胃菜——然后再思考我們與之交談的人是否誠實，我們反倒會更好地發現謊言。我們的無意識自我是比“我們”更好的測謊儀，當我們的意識被暫時關進它的房間時，無意識才處于最佳狀態。酒精能揭示“真我”——這一古老信念里的確包含了一定的真理。認知控制的減少帶來了更少的抑制，在這種狀態下，本來可能被PFC控制的主導傾向被釋放。例如在缺乏強烈情境誘因的情況下，只有平時就傾向于攻擊他人的人，醉酒時才會變得更具攻擊性。在電話里，你聽起來是個好人，但在我真正相信這個判斷之前，我最好還是親自和你喝兩杯夏布利酒，再來評估你。

面對面飲酒的效果不僅局限于商業世界。歐洲間諜機構之間的非正式情報交換聯盟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今仍在發展，現在被稱為Maximator。這是慕尼黑郊區酒吧供應的當地的雙博克啤酒的名稱，該聯盟能夠成立，最初就是喝著啤酒想出來的。很難想象來自丹麥、德國和荷蘭的間諜會克服相互猜疑，就著咖啡和甜點吐露機密情報。很可能，這些間諜是靠著政府的贊助喝酒的，因為歐洲政府和機構傾向于將酒精視為正常人類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

前面提到過在我們大學開始的國際學術合作，它遇到了更多的挑戰：就飲酒而言，加拿大人幾乎和美國人一樣是清教徒，加拿大聯邦法規禁止使用研究經費買酒。在我看來，這對科學進步構成了嚴重的障礙。我和同事的任務是在不同國家和不同學科之間建立研究伙伴關系，我們只看到了一個回應：我們不得不專門籌集個人資金來喝酒。作為一個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里一直在運行這些大型國際項目的人，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如果沒有面對面的社交、美味的食物和明智劑量的液體神經毒素攝入，我們幾乎不可能與潛在的競爭對手開展合作。

確認酒精介導的面對面社交的積極功能，當前關于職業旅行及其碳排放影響的激烈辯論也應該從中得到啟發。一些氣候活動家最近開始推動結束面對面的會議，他們（正確地）認為這是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來源，并且（不太令人信服地）堅持面對面的互動可以簡單地被虛擬互動所取代。當然，在我們這個時代，互聯網以光速連接并且幾乎無處不在，電話會議已成為學者和其他專業人士的可行選擇，在這種情況下，飛過大半個地球坐在房間里聽演講或圍著桌子開會似乎是一種浪費。如果會議只是抽象信息的交換，那么似乎確實有更有效的方法來實現這一目標。不過，這些討論沒有正確理解人們參加會議的全部原因。

《春宵苦短，少女前進吧！》劇照。

沒錯，在正式會談中傳達的前沿研究很重要，盡管其中許多演講的要點現在也被其他聽眾在推特上直播。然而，也許同樣重要的是面對面的社交，促進這種社交絕不是輕率地浪費納稅人的錢或是對地球的無謂悲劇。面對面的學術或專業會議提供的一個獨特的智識益處，是建立人脈、進行頭腦風暴以及切磋思想，這些往往發生在吃飯、喝咖啡的間隙，最重要的是在非正式場所進行，當一天即將結束，酒精出場。創新是現代經濟的命脈，也是學術進步的核心。遠程視頻會議合理、便宜、環保——更不用說，在我撰寫本書的新冠疫情期間，還能救命——但即使是加長的Zoom會議也不會讓參與者進入微醺狀態，就著雞尾酒在餐巾上勾畫出新的研究藍圖。

視頻會議的快樂時光（happyhours）開始日漸流行，作為重新捕捉真實場景能量的一種嘗試。然而，身處不同的大陸和不同的時區，孤立的個人調好他們自己的單份馬提尼酒，必須忍受視頻故障、糟糕的音頻，即使有最好的互聯網連接，響應時間也會出現微妙卻掃興的延遲，這使得大家很難正確地瞄準時機中斷或轉移話題。由酒精催化的人際交往的微醺感，自然誕生于酒吧和咖啡館面對面社交之時，即使是最好的視頻會議也只是它糟糕的替代品。共享的音樂體驗、愉快的聊天、輕松同步的對話、更高的內啡肽水平和更少的抑制，這是我們目前擁有的任何技術都無法替代的情境。如果舉行令人敬畏的儀式只是為了網絡直播，那么產生哥貝克力石陣的文化壓根就不會出現。在這個人際互動越來越多地通過屏幕媒介進行的時代，在思考我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的時候，我們不能忽略這一點。

新冠大流行導致政府開始封鎖公共生活的多個領域，2020年初發表的一篇社論指出，后新冠病毒時代的經濟規模將小得多，生產力也會低得多?！霸谝粋€辦公室開放但酒吧不開放的世界里，”它指出，“生活感受的質量差異至少與GDP下降一樣重要?！边@當然是正確的，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注意到酒吧的缺席對生活質量和實際生產力都有直接影響。例如，我敢預測，假定給定領域的其他因素不變，在取消面對面的年度會議后的一兩年內，創新或新專利與此前相比會下降，直到恢復社交和飲酒之后才重新上升。如果酒吧和咖啡館是創新的熔爐，那么我們應該看到，當它們被無效的電話會議取代，集體創造力會因此出現停滯，就像20世紀初美國實施禁酒令一樣。

在家工作，僅僅通過視頻聊天、電子郵件和短信與同事互動的人們，不僅感到更加疏遠和脫節，而且可能體驗到更少的創造性見解，缺乏曲折、不可預測的刺激，因此更難體會更有創新性的討論。視頻會議可能更有效，但效率——阿波羅的核心價值——是顛覆性創新的敵人。酒吧不僅讓我們感覺更好；如果使用得當，從長遠來看，它會讓我們工作得更好。

把人們聚集在一起，用多種感官刺激圍繞著他們，分散他們的注意力，允許他們緩慢但穩定地用麻醉品下調PFC——這才是摒棄我們的狼或黑猩猩天性的最有效、徹底的方式，否則我們只會循著目標導向、自我控制、自我利益中心，專注于任務并彼此疏遠。如果Zoom能夠創建一個功能，能把你家里的照明和音樂與潛在的業務或研究合作伙伴的家庭辦公室同步，同時用強大的經顱磁鐵吸引你們倆，那就太棒了。然而，在我們等Zoom開發團隊實施這一升級的同時，在輕松、面對面的環境中共同喝酒，仍然是我們最老派、最簡單、最有效的文化技術。

作者/（加）森舸瀾

摘編/李永博

導語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