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州路杜氏車行所在地(已拆除)

2014年2月，張永吉(左）在云南與失散多年的親人張旨放在一起。

1938年4月21日臨沂城淪陷前，經濟是繁榮的。臨沂城的老字號很多，賣什么的都有，除了開商鋪的大買賣以外，豆沫、香油果子、火燒等各類小吃也是應有盡有。從1937年的11月初開始，日軍的飛機從臨沂城東北方向呼嘯而來，此后轟炸基本每天都有，短則半小時，長則一個小時，這個時期臨沂城經濟開始逐漸走向蕭條。原因很簡單，城里的大商鋪停業的停業，外遷的外遷，更別說小本生意了。

1“杜氏車行”散盡家財救子

先看一看咱臨沂的老字號“杜氏車行”(原沂州路42號)。當年，沂州路是臨沂城最繁華的一條商業街，杜氏先祖將清乾隆年間青州鍛打剪刀的工藝帶過來，在沂州路這條中軸線上發展。

“1930年，我們杜氏剪刀在南京舉辦的全國地方產品博覽會上參展，那是獲得優質產品獎的。”年逾八旬的杜培俊印象中，到了父親杜克榮這一輩，他們家逐漸從鍛打剪刀的體力活開始轉型。父親杜克榮和大女婿岳子蘭在沂州路開了家車行，代理上海、天津在臨沂的洋車生意。他們家的親戚邵子安在父親杜克榮的幫助下在臨沂城開了家錦華軍服店，還在費縣開了家分廠，昌盛時縫紉機達到了20多部。

在那個年月里，杜家人在沂州路的車行就已經安上了電燈，一到晚上杜家的商鋪燈光明亮。

1938年春天，日軍要打過來的消息讓杜克榮不得不攜家帶口撤出臨沂城，一家人奔到沭河東岸暫避。三個月后，杜克榮再次回到臨沂城，此時城內已是滿目瘡痍，隨處可見被鬼子燒得破敗的民舍。幸虧，老杜家在沂州路的車行沒被燒毀，但是，城里各行各業非常蕭條，賣洋車是行不通了，為了糊口，杜克榮只能賣些烙煎餅為生。讓杜家人慶幸的是，他們在城南十里堡置辦有十幾畝田產，日子還算湊合。

很快，日軍通過漢奸掌握了城里大戶人家的情況，為了逼迫杜家上繳財富，將杜克榮的大兒子抓走，杜克榮為救子被迫散盡家財。

2 “泰豐館”被燒得只剩支架

在臨沂，要說餐飲老字號，“泰豐館”算是一個。1937年前，泰豐館坐落在臨沂城東門里煤山街上，既有沿街房還有二層小樓，店里的伙計有30多人，繁忙時每天能接待240多名食客。年逾七旬的高英，作為泰豐館創始人高鈞的直系隔代晚輩，年少時多聽長輩們提及此事，泰豐館以做鯉魚著稱，高鈞以沂河鯉魚為食材，參照孔府的剔骨魚工藝烹飪的招牌菜鍋塌魚食爽口不膩，在當時臨沂城的30多家酒店中堪稱數一數二的名菜。

日軍侵占臨沂城前，高鈞和城里不少百姓一樣，得到信以后便攜家外逃，他們家十幾口人逃到了城北投奔親戚。逃離臨沂城時，高鈞一聲令下，不準攜帶泰豐館里的任何一件物品，輕裝離開。

高英說，“父親高振瀛曾多次到臨沂城購買餐館所需的食材，看到的是滿城的蕭條，煤山街上泰豐館也被日軍占了。北關一帶所有的店鋪都關了門。”待到抗日戰爭結束，煤山街上泰豐館被日軍焚燒得只剩下樓體支架。

3“如意齋”德國設備閑置荒廢

上世紀30年代末期，位于沂州路與轆轤把巷交會的“如意齋”在當時的臨沂城為數不多的幾家老字號鞋店中首屈一指。店里，原裝進口的德國造縫紉機、壓模機、烘干機等制鞋設備終日轟隆隆作響。

社會動蕩時期，軍閥為了維持部隊軍需，盯上了城里的大戶，讓這些大戶向公家捐鞋，名曰出“公事鞋”。城里的富戶為了應付差事，不得不找鞋店趕制軍鞋。年逾八旬的范洪業講，父親范萬青和母親孫鳳姑就靠為富戶做“公事鞋”積累了財富，并且購買了制鞋設備，拉起了一支制鞋隊伍。

范萬青夫婦勤儉持家，打理著鞋店的生意，不幸的是1936年，范萬青因病過世，老范家的擔子一下全落在了母親身上。雖然如此，如意齋的生意依然不錯。

日軍侵占臨沂城，生意自然也做不成了，孫鳳姑便帶著子女和制鞋設備到城外的九曲店避難。設備閑置荒廢，如意齋也因此落敗。

4 中國最大一顆鉆石被掠走

臨沂城淪陷造成的人民財產損失以及日軍對城內百姓的橫征暴斂，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據《大眾日報》1942年4月4日報道：“臺濰公路兩側的民眾苦不堪言。時糧價昂貴，小麥每升漲至17元(戰前每斗0.9元，1斗=10升)，高粱每升12元(戰前每斗0.5元)。民眾用花生殼充饑。”

1937年秋，郯城縣李莊鎮東南五公里處羅莫嶺村，村民羅佃幫翻菜園時意外撿到了一顆重達281.25克拉的鉆石，這是我國發現的最大一顆鉆石。當時的偽臨沂道尹公署顧問川本定雄得知此事，將鉆石劫去。1984年《人民畫報》第四期刊文對此亦有說明，“1937年秋，郯城縣農民在金雞嶺下地干活，拾到重281.25克拉的金雞鉆石，后被日本侵略軍掠走。”

據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審唐士文介紹，日本憲兵隊下設“東洋文化社”，這個文化社的責任就是負責摸清楚臨沂的文化遺產，以便竊取回國。掠奪金雞鉆石就是他們干的。

此外，日軍還成立了“中興煤礦沂州聯絡所”，該聯絡所負責對棗莊一帶礦區進行煤炭掠奪，經臨沂運走的原煤，已無法統計。

5 一場戰爭，影響一生

“孩子，別忘了，云南還有咱老張家失散多年的親人。”1997年，羅莊區黃山鎮菊花屯村村民張慶福去世前，緊緊握住孫子張永吉的手如是說。張慶福口中的親人名叫張慶余(又名張亮)，1917年出生于菊花屯一個行醫家庭，張慶余從小天資聰慧，8歲在本村讀私塾時就過目成誦，12歲到南頭村讀初小，高小畢業以后考入省立臨沂第三鄉村師范學校。

張永吉說：“張慶余在鄉村師范求學期間，作為親兄弟，祖父張慶福每周都要背上一袋干糧去城里送飯。”

張慶余在學校受到校長曹香谷的影響，閱讀了大量進步書籍，并結識了一大批進步學生。1938年4月，日寇侵占臨沂，學校被迫停課，同學們有的南下，有的參加地方抗日工作，有的奔赴陜西延安。3月3日，張慶余匆匆回家向父母兄嫂告別，收拾行李和幾位同學一起沖破了鬼子重重封鎖，歷盡千辛萬苦輾轉來到革命圣地延安。

由于家鄉長期處于白色恐怖之下，加上戎馬倥惚的軍旅生涯，自從1938年臨沂城失守，張慶余參加革命后南征北戰，由于長期失去聯系，家里只知道人可能去了云南。

一次偶然的機會，張永吉從網站上查到了張慶余的信息。2014年正月初三，張永吉到了昆明，在成都軍區昆明西壩.離職干休所找到了張慶余的后人。當時，老人已經過世。

“一九三八年農歷二月二日，我到延安去，家中父母姐兄嫂共給我湊了三元六角，姐姐給我熬了湯喝，問我何時返還……我終身不忘他們的恩情。”張永吉在昆明看到了張慶余寫于1992年的筆記。

張永吉通過與張慶余的后人交流得知，原來，他的這位祖伯父1939年加入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轉戰南北，出生入死，多次立下戰功。1953年進入南京軍事學院深造，后任云南省臨滄軍分區參謀長，1979年離休，1994年去世。

久居昆明張慶余的后人也曾多次試圖聯系臨沂老家的親人，但苦于沒有太多線索，一直沒能聯系上。家史對于他們而言一直是個模糊的概念，這次，張永吉主動找上門，結識了兩位叔叔、四位姑姑，因為一場戰爭割斷了多年的親情得以續接。

2014年12月，張慶余的兒子張旨放專程回臨沂尋根問祖，時至今日，兩地人經常通過電話交流，感情也因此變得更加親密。

1934年，杭頭村(今屬高新區馬廠湖鎮)的周恩恒憑借優異成績考進了省立臨沂第三鄉村師范學校，1938年4月21日，臨沂城淪陷前，學校臨時解散，周恩恒被迫無奈回到老家參加了聯莊會，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鬧革命。1938年9月的一天晚上9點左右，周恩恒在當地一處麥場上被介紹入了黨，入黨誓詞至今歷歷在目，“為了拯救中國危難，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效忠國家、民族，拯救勞苦大眾……”時至今日，已經97歲的他在村里義務行醫已經整整70年。

周恩恒說，如果不是鬼子占領了臨沂城，他也不可能輟學，失學對他的影響是一生的。義務行醫，就是在踐行入黨誓言。

臨沂城淪陷給臨沂人民造成的傷痛是持久的，影響了很多家庭、很多人，時至今日仍然如此。

記者車少遠 衣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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