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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案卷宗/不定期更新/細雨絲竹（撰文）|

明憲宗成化年間（公元1465至1487年）的某一天，河南某銀礦附近，庶人汪四告訴朋友強青一條消息：“梁溫拉起一股人馬，私采銀礦，獲得大量銀砂，儲存在扵雙廟的山洞里。”汪四提議：“咱們也有不少好漢兄弟，就去找梁溫分銀子。他若不肯，我們和他【比試】一場！”

其實他們有充分的預判：梁溫絕對不會應允他們的要求。銀礦屬于明廷最為重視的“金、銀、鉛、鋅、鐵、銅、水銀、硃砂、青綠（一種顏料）、珍珠”等九種礦藏之一。和黃金一樣，白銀是大明的經(jīng)濟命脈之所系，地位尤其重要。隨著明代商品經(jīng)濟繁榮發(fā)展，白銀到明英宗時期全面完成貨幣化，取代其他貨幣形式，成為財富的代名詞。宋、元時期允許民間通過適當途徑利用金、銀礦藏的做法失去了固有的物質(zhì)基礎，必然無以延續(xù)。因此，明廷除了建立之初對金銀、礦管理較為松弛，大部分時期都嚴禁私人開發(fā)金、銀礦產(chǎn)，規(guī)定金、銀礦藏及其開采、貢賦直接由宮廷【內(nèi)承運庫】掌管。這意味著普天之下的金、銀礦產(chǎn)所出均應全部送入大明天子的內(nèi)庫，連經(jīng)管銅、鐵等其他礦產(chǎn)的戶部、工部也不能染指。

可想而知，梁溫一伙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曠日持久的勞作，與擁有強大管制機器的明廷、變幻莫測的大自然、各路虎視眈眈的同行……斗智斗勇，拔山扛鼎，始有今日之積累，怎么可能輕易分給不相干的人？

可是汪四一伙也無法抵御白銀的誘惑。明廷掌握的銀礦開采業(yè)經(jīng)營方式僵化，生產(chǎn)水平不高，而且時開時停，缺乏連續(xù)性，產(chǎn)量低下，不僅滿足不了發(fā)達的商品經(jīng)濟對白銀的旺盛需求，還導致大批技術熟練、經(jīng)驗豐富的礦工經(jīng)常因明廷關閉銀礦而莫名其妙地遭遇“下課”。即使銀礦正常運轉(zhuǎn)，礦工也往往因整體產(chǎn)量不達標而背負賠償重壓，以至于賣兒賣女，不堪忍受者只能攜全家一走了之。至于祖?zhèn)鞯膸齑姘足y，又主要是宮廷專用的銀器，無補于時。在此背景下，私采銀礦一是利潤十分誘人，二是人手應有盡有——失業(yè)、跑路的礦工哪個不要養(yǎng)家活口啊！

汪四、梁溫在當?shù)囟际墙蟾纾胸斄Γ懽R過人，組織能力也很強，登高一呼，礦工們立即一擁而至。況且明代中期以來，眾多百姓苦于繁重的賦役，脫離本籍，逃奔外地。其中有不少身強力壯者為謀生計，糾集那些私自逃離戍所的充軍者、大做發(fā)財白日夢的混子們，加入了私采銀礦的隊伍。那景象和成化元年（1465年）巡撫陜西右副都御史項忠所指出的情況一般無二：“陜西終南山接連河南盧氏、永寧等處，俱有銀礦，常為本地奸民聚眾竊取……河南之盧嵩、永寧、內(nèi)鄉(xiāng)、浙水、鎮(zhèn)平、陜西之商洛金詢，湖廣之鄖均、上津諸境，山多礦，故流民以竊礦聚。”

于是，汪四、強青二人迅速嘯聚起王亮、邢廣、“劉二官人”等三百余人，撲向梁溫的藏寶洞。

梁溫果然不依。意料之中的“比試”如期展開。刀光劍影，你來我往。結果，汪四一方憑借人數(shù)和武力值優(yōu)勢大獲全勝，梁溫一方扔下數(shù)量不明的遺體，作鳥獸散。汪四一方將遺體扛進柴籠內(nèi)焚化。

事情變嚴重了。本來成化元年規(guī)定，私采銀礦處以“枷號三個月發(fā)落”，成化六年也不過是增加了“發(fā)遼東衛(wèi)分充軍”一項。總體而言，單純的私采銀礦行為，即便東窗事發(fā)，后果也比較輕微。這也是明代的不軌之徒對盜礦活動趨之若鶩的重要原因。然而，一旦有人“一去不還”，就無論如何也輕松不起來了。

衙司出面追查，抓獲強青、王亮、邢廣等三人。但主謀汪四逃脫，對手梁溫也仿佛隱身了——注意，此處或許大有文章。

接下來，一份表面言之鑿鑿、內(nèi)里深藏玄機的結論出爐了。只是直到大理寺卿王槩收閱卷宗為止，誰也沒有發(fā)現(xiàn)個中古怪——抑或是故意無視？

該結論的內(nèi)容是：亡者為吳青、刁奉、張能、徐廣、姓名失載的某石匠等五人，強青、王亮、邢廣的行為構成謀sha，作用系“從而加功（執(zhí)行）者，秋后絞決。指揮他們作出上述惡行的汪四為主謀，不知去向，無法處理。

對此，王槩不留情面地予以批駁。下文結合筆者個人的理解加以闡述：

一、亡人是在“黑吃黑”械斗過程中殞身的，強青等三人在主觀上并無針對亡人的特定故意。現(xiàn)有客觀證據(jù)不能證明他們?nèi)藢ν稣咧苯訉嵤┻^致命的加害行為，更不足以分清眾人的下手順序及程度。該種情況與謀殺罪顯然有所區(qū)別。依《大明律》，強青等三人應按參與斗毆致人殞命定性，根據(jù)各人的具體情節(jié)給予差異化的處置。以下試舉幾例，供讀者參考：

1.如果A和B同謀參與斗毆而A實際未下手、或A明知同伙B加害對手C而不予阻止，在對手C不幸歸西的情況下，A只需受杖一百，B處以絞決。【《大明律集解附例》原文：同謀毆人至si，雖不下手及同行知有謀害不行救阻者，則各依本律并杖一百。】

2.如果A、B……Z等多人一起動手亂打，若能分清下手的先后、輕重，最后一個下重手即最后一個造成致命傷的人是Z，則Z承擔主要責任，處以絞決；斗毆的策劃者是A，則A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其他參與者受杖一百即可。【《大明律集解附例》原文：若同謀共毆人因而致si者，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者絞，元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余人各杖一百……又如共毆人傷皆致命，以最后下手重者當其重罪也。】

試問，強青、王亮、邢廣屬于以上哪一種情形？根本說不清。王槩認為，不能草率判定。

二、既然亡者都被扛入柴籠焚化了，按明代的技術，完全無法認定亡者的身份。吳青等五人有可能像梁溫、汪四那樣逃遁，憑什么認定他們身故？

綜合各種因素來看，此事的真相，將成為一個永遠不能解開的懸疑。

王槩尖銳地指明，強青等三人之所以招供、明示認同上述結論，只怕是因為“怕（挨衙司的）打”而不得不“妄招”。

那么，這樣一份經(jīng)不起推敲的結論為什么會問世？巡撫陜西右副都御史項忠揭露過明代盜礦現(xiàn)象的一個特征，可能給后人提供了一點線索：【巡礦官吏莫敢誰何，至交通以分利。】簡言之，銀礦管理權的行使者與盜礦者結成了利益同盟。如此也可以理解，為什么明廷自成化元年起設置銀礦巡檢司（如河南內(nèi)鄉(xiāng)縣的金斗山巡檢司），采取一系列措施，盜礦之風卻越刮越猛、愈演愈烈。

汪四、梁溫等人，相對處于“財雄勢大”的優(yōu)越地位。也許他們用財富換取了某種保護，借口失蹤，免受處理，把鍋扣在強青、王亮、徐廣的背上，以平息事端。只等風口浪尖躲過，汪四、梁溫等人又可通過適當?shù)男问剑鳉w各位。反正明代的戶籍制在事發(fā)之時正漸趨勢微，有錢，似乎一切都不成問題。

參考資料：明代王槩《王恭毅公駁稿》、《大明律集解附例》，劉利平《明代盜礦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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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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